1，说起“竹林七贤”，在很多人印象中他们都是中国最为豪爽的知识分子代表。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居于竹林肆意饮酒，无拘无束，那份自在与洒脱真是无人能比。特别是刘伶在屋子里面光着身子纵情饮酒，有人进屋去找他，见来人讥讽他此种窘态时，他却傲然地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

当然还有“向秀思旧”、“王戎钻李”、“阮咸晒裈”以及“与猪共饮”等等，无不是说这些魏晋名士有多么随性无拘。他们散漫地过着放纵的生活，但在这种放荡不羁的背后却隐藏着忍辱偷生，事实上他们过得并不“爽”，在晋代司马政权严苛的统治之下，他们的洒脱都是假象。

2，早在东汉后期，宦官乱政，也就是从“党锢之祸”起，宦党之羽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民不聊生。大批名士聚集洛阳，谈论朝政利弊得失，这种关心国家时政和民生福祉行为被称为是历史上的“清议”。但宦官当权，这项大学士的集体爱国集会在诛杀中扼腕息声，太学生的爱国之志就这样被深深地烙伤了，作为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他们没有想到关心国计民生也会遭此厄运。

失落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回乡，多年的儒学教育使他们面对无故伤害时无地自容，终生所得的学问受到了奇耻大辱，既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只好追求自身精神世界的解脱，开始接受道家无为的黄老思想。在道法自然的呵护下抚平内心的愤懑和不满。因此，玄学成为盛极一时的学问，现实既然不容谈论，那么他们只有看着海市蜃楼自我慰藉，有志之士开始用酒精麻木自己的身体，对他们来说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3，到了晋代，三国归于一，司马政权为了集中制度，实行大量严苛的管理办法，除了效仿周天子实施八王分力般的诸侯制外，对士子们的自由发声也格外重视。从上到下日渐虚伪的政权压抑着魏晋的知识分子们，生活日趋痛苦起来。

后期司马政权的核心果然同春秋时期一样开始分散到八王，加之社会动荡不安，大家都活在恐惧当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子们在追求精神世界解脱的同时开始思考人生和生命。封建王朝的法度总有诸多监督不到的不稳定，生命原本就是脆弱，短暂的，士子们试图通过某些手段希望生命得以延续，早期有所谓的“仙丹”等，这些化学药物热性极强，吃下去后激荡着血液令人躁动，以致不能穿衣戴帽，并且还要不停的运动奔走才能使药效发挥，不然积郁在体容易中毒。

4，因此人们才看到这些名士赤膊行走于乡间野路，一副醉酒叮咚的样子。魏晋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怪异的举动虽然后来人觉得很潇洒，但都是表象，通过他们这些“爽”姿，人们也都替他们无奈，其实他们内心何尝不想过正常人的日子。阮籍痛饮时，他的妻子也爱莫能助，只是一遍遍的催促他不要再饮酒，可每次都被阮籍厉言喝止。

当时饮酒是是知识分子摆脱心中苦闷的方法之一，比如一个丁明大醉的人乘一辆鹿车，身旁摆着酒缸，边喝边走，告诉仆人你们就这样拉住我走，我什么时候喝死了，就将我埋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有一次就遇上他的朋友们喝酒，他嗜酒如命，就加入进去，他不用酒杯，而是用盆，喝得烂醉如泥，此时有一群猪闻香而来，阮咸就不知不觉和猪们喝到一起了，他还一面饮酒一面鼓瑟，于是“与猪共饮”就传为笑话了。

5，这足见当时苦难的知识分子不拘一格的品质，同时也说明了人们在苦难的边缘不会在乎所谓的礼仪和形象。他们也常常会当着外人的面捉虱抠鼻，甚至赤身裸体。在史学家们看来，其实放纵生活，他们这种装疯卖傻也是在魏晋乱世之中一种苟活的法宝吧。

中国其他朝代士子们都有一个正常状态，大多不像魏晋名士们这般扎堆的反“入仕”，同时因举止太过异于常人还留下这般多的逸闻趣事。总之他们表面的爽快，都是背后无言以对或难以言表的痛苦。纵观古代中国，这时期的士子们无疑是过得最痛苦的。

6，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就产生了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这一切皆源于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人因崇拜他们独特无二的生存法则和警世学问，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